英语四六级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A. 金庸小说为什么这般好看

金庸作为武侠小说这一“项目”的“奥运冠军”，其超凡的功力在于他通过浪漫叙事构造的侠谱。武侠小说作为“写梦的文学”本不以写实见长，其人物创造主要来自作者想象和写作传统，写作传统中的程序化因素是另一回事，作者的想象主要偏重寓言化和象征化，它不直接来源于现实。而金庸小说作为一种经典就恰恰在于它通过传统中的程序化形式把象征性、寓言性以及含蓄不尽的言外之意、耐人咀嚼的韵外之致等本属于中国古典文化要求的东西表现了出来，并借助独特的武侠语言文化的天空让我们作了一次堪称壮举的乌托邦飞翔。于是，我们才无法忘记郭靖、黄蓉、令狐冲、杨过、小龙女、乔峰、韦小宝甚至是李莫愁、岳不群、欧阳峰、灭绝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也因此，金庸塑造的“侠谱”才会比那首“笑傲江湖曲”更令人荡气回肠、不知肉味，才会比那些在地下深藏百年甚至千年的佳酿更醇香无比。而他的这种历史处理也使得武侠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全出虚构，“真实”的历史不过是江湖武林的背景衬托，而人物的性格却呼之欲出了。

杰出的武侠小说家，写武侠，写出的是人世的众生相；敏锐的读者，读武侠，读出的是人间的沧桑和百态。到如今，金庸小说的流播已经冲出华人世界，走得更远。但是，研讨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时，要一时说清却是很难的，在这里，我无意谈论金庸小说的所有艺术特色。前辈说书人常说“花开两朵，先表一枝”，我觉得用这一想法作为指导思想来切入金庸作品涵盖乾坤的殿堂无疑是有效的。

一

在杜南发的访谈录《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里有几段被人引用过多次的对话，金庸在里边提到了两个很耐人咀嚼的话题：“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无论是巴金、茅盾或是鲁迅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中国的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有人常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那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小说。” “不管是武侠小说还是爱情小说、侦探小说或什么小说，只要是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它是用什么形式表现那完全没有关系。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有文学意义的，就是好的小说，其它小说也如此。毕竟，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①这是两个多么矛盾的话题，但却同时存在于一个对话录里，还被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当成文艺理论一般引用！于是，文学的形式问题便成为了一个焦点，到底该如何看待文学的形式？又该如何理解这两个话题所传达的意思呢？

文学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即写作传统，通常包括文学创作中常规手法的体系和与此相连的读者的视野期待。目前通俗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形式问题的解决者中的集大成者，恰恰不是别人，而是金庸。

首先，金庸小说作为武侠小说，它承袭了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特点，即金庸在创作过程中保持了武侠小说复杂的文学、文化、社会、历史内涵，典型的创作了繁复多变的武侠文学。武侠小说在旧中国小说里是文学流派的一个大的分支，它与传统小说一样也是由ping话、弹词、说书等演变而来的。在内容方面，与武侠有关联的单四大名着中就牵扯到三部；在形式方面，新派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并没有多大区别，江湖恩怨、门派斗争、武林纷争、男女爱恨、兄弟情义照例还是新派武侠常用的模式和显扬的主题，它的复杂变化反映在小说的思想上。正如金庸所说：“武侠小说所继承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形式，就内容而言，武侠小说和《水浒传》差不了多少，当然写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国的形式，是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②所以，鲁迅在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也得提到《七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而鲁迅若再生，他也必须得提到金庸小说、古龙小说、梁羽生小说。一个真正的思想的巨人在ping价文学作品时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
其次，金庸小说袭用了旧小说在行文时夹用诗词、歌赋、联句，在回目中使用对联、诗词，在语言上使用白话、夹用韵文等特点。金庸在行文时很会玩“花样”，像好问的《摸鱼儿》、丘处机的《无俗念》、岳飞的《满江红》、李白的《侠客行》等都运用得浑然天成，毫无斧凿之痕。金庸在回目上为了小说的古典意境所做的装潢更是心机用尽，他在1978年10月《天龙八部》修订本的后记中写道：“曾学柏梁体而写了四十句古体诗，作为《倚天屠龙记》的回目，在本书中学填了五首词作回目。”③他还颇费周章的在先祖查慎行的七律中选了五十行对句作为《鹿鼎记》的回目。不过，金庸也在几本书中没有坚持这种通俗文学固有的思维惯性，殊为恨事。尽管如此，金庸在回目上的成就还是鹤立鸡群，试看《天龙八部》四十一——五十回的回目：“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老鹰小丑/岂堪一击/ 胜之不武/王霸雄图/血海深仇/尽归尘土/念枉求美眷/良缘安在/枯井底/污泥处/酒罢问君三语/为谁开/茶花满路/王孙落魄/怎生消得/杨枝玉霞/敝履荣华/浮云生死/此身何惧/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这一曲气吞万里如虎的《水龙吟》于细微处峰回路转，英雄侠义与儿女情长互为映衬，真是“虎啸龙吟，挽巢鸾凤，剑气碧烟横！”④

再次，金庸小说潜移默化的借鉴了一些中国式的传统手法，如说书艺术、插科打诨角色的引入、全知叙述和次知叙述的运用、戏剧舞台的架设、假全知状态下的视觉与心觉的堂皇运用等。如在人物的塑造上，金庸依靠视觉与心觉的运用，半明半暗地描写人物和事件在客观视觉中留下的意味深长的空白点，轻易地迷惑住了读者，加上精细的心理刻画，终使岳不群成为武侠小说史上最成功的“虚伪家”。又如周伯通、桃谷六仙、岳老三、华山二老等插科打诨一类角色的引入，更令金庸小说锦上添花，对于减低小说的沉闷气氛大有裨益。李渔的《闲情偶寄》就说了“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文字佳、情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睡魔一至，则后乎此者虽有《均天》之乐，《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见不闻，如对尼人作揖，土佛谈经矣。”⑤但即使是如此“末技”，也是多少文人梦寐难求的啊！

到了这里，真相才清晰起来：中国形式的写作传统处于作品中整体艺术构架中较符合传统欣赏习惯，较易为大众所感知的位置，它们较早地随着说书、ping话、弹词等艺术形式深入民间，成为影响读者审美心理的重要因素。类型化或程式化的写作传统也并不意味着贬义，还有可能是某些艺术形式的重要特征的中性表述，只有“胸中大有丘壑”的“装载家”才是最后的赢家。优秀的作家总是会想方设法去丰富作品的内涵和艺术表现手法，如锤炼语言、增添新的类型或亚类型、将中西相形式结合等等。而金庸小说的成功也就在于它大俗大雅，至幻至真，超越俗雅，充分的继承了中国传统形式的衣钵，发扬了其武侠小说的特质，成为了20世ji最中国形式的小说。金庸是矛盾的，但这并不一定是缺陷，一个真正意义的作家总是生活在矛盾中并探索着人间百态。

二

王朔先生在《我看金庸》里曾引言道：“金庸小说的文字有一种速度感。”又说“老金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⑥这是比较中肯的说法，金庸的语言的确有速度感，是白话小说，很俗，而这也恰恰是金庸语言的长处。只是，王朔用金庸的优点或长处去批金庸，孔门卖文之际未免有点贻笑方家的味道。

金庸的语言可以用“行云流水，平中见奇”一言以蔽之。金庸在行文时常会引用一些古典诗词，并运用的极富韵味，但其语言的主要魅力不在于此。金庸的语言通俗，浅显，流畅，灵活生动，没有难认的字，难懂的词和艰涩的句子，语言的动作性强，极善构筑戏剧性场面，具有一种令读者忘记或忽略文字的速度感。读金庸小说时，迎面而来的是古朴、苍劲的感觉，初看似乎语不惊人，但愈展开愈魅力无穷。金庸总是试图在作品中不说而又说点什么，那意境的升华令人如饮佳酿，读者于微醉之间已无形之中进行了一场灵魂的“加冕”。毋庸置疑，金庸的笔是灵动而又厚重的，但也诚如陈墨所言：“金庸小说的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有什么突出的特殊，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⑦如其为郭芙设计的一系列语言就不仅把她的尖酸、刻薄、娇气表现了出来，还把她对杨过既爱且恨的女人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试看《神雕侠侣》三十九回《大战襄阳》里对郭芙的描写：“郭芙一呆，儿时的种种往事，霎时之间如电光石火般在心头一闪而过：‘我难道讨厌他么？武氏兄弟一直拼命来讨我的喜欢，可是他却从来不理我。只要他稍为顺着我一点儿，我便为他死了，也所甘愿。我为甚么老是这般没来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着他，念着他，但他竟没半点将我放在心上？’……20year来，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心事，每一念及杨过，总是将他当作了对头，实则内心深处，对他的眷念关注，固非言语所能形容。
可是不但杨过丝毫没明白她的心事，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此刻障在心头的恨恶一去，她才突然体会到，原来自己对他的关心竟是如此深切。”可以这么说，郭芙这个人物的刻画在金庸小说中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她的意义绝对不下于黄蓉、小龙女以及李莫愁，而大多数的读者却总是先入为主的把自己当成了杨过，而把郭芙当成了对头并对之无比痛恨，殊不知此举乃是入宝山而空回，买椟而还珠了。金庸小说就是这样：语言升华成性格，性格升华成命运，而命运反过来又影响语言，如此循循导之，步步深入。

金庸语言不仅借助白描和心理刻画，还常随心所欲地运用各种修饰手法。记忆犹新的是《雪山飞狐》中描写胡一刀夫妇的那句话：“这一男一女啊，打个比方，那就是貂禅嫁给了张飞……”在这里，人物形象借助语言的勾勒而显得如鱼得水，它唤起的想像与联想让读者再也抹不去对这一对夫妻的记忆。金庸的语言还很幽默诙谐。从“老顽童”到“桃谷六仙”再到“韦小宝”，这些令人捧腹的人物使得小说此起彼伏，有滋有味。他们或是成为一种意义或思维的化身，或是成为小说重要情节或线索充实小说内容，或是与叙事角度和pingdian相结合，不但为金庸小说吸引了无数的读者，也为这个快节奏的世界注入了一股活力。

在故事创作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却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即使是《天龙八部》这么一部气势恢宏、多头并进的作品也得如此。这就要提及语式中的讲述与描述。讲述与描述的区别体现在叙事角度、人称转换、叙事与故事的距离以及叙事态度上，“讲述是历时性的叙述，提供故事的来龙去脉，交代人物的过去以及有关信息”；而描述则“比较含蓄，多用客观或‘中性’的语调”，是“给定了场面的戏剧性的现时性的叙述型语式”⑧。讲述与描述的灵活运用在金庸小说中随处可见，如《倚天屠龙记》第二章《武当山顶松柏长》的最后一段写道：“张君宝其时年岁尚轻，也不敢断定自己的推测必对。他得觉远传授甚久，于这部九阳真经已记了十之五六，十余年间竟然内力大进，其后多读道藏，于道家练气之术更深有心得。某一日在山间闲游，仰望浮云，俯视流水，张君宝若有所悟，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猛地里豁然贯通，领会了武功中以柔克刚的至理，忍不住仰天长笑。”这是描述性的，后面又接着道：“这一番大笑，竟笑出了一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宗师。他以自悟的拳理、道家冲虚圆通之道和九阳真经中所载的内功相发明，创出了辉映后世、照耀千古的武当一派武功。后来北游宝鸣，见到三峰挺秀，卓立云海，于武学又有所悟，乃自号三丰，那便是中国武学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张三丰。”这又是讲述了。在这段话里，描述转换成讲述是不着痕迹的，细心的读者在阅读《袁崇焕ping传》时肯定更会有这种感觉。

金庸对语言是花了不少工夫的，他的风格是“经过了大量刻苦锻炼而长期用功操练出来的风格”，他还说：“写小说内容求‘雅俗共赏’，文字能‘清简流畅’，此吾之愿也。”⑨王安石的诗说得好：“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金庸曾多次修改自己的小说，其“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一肩挑”的良苦用心比起“批阅十载，增删数次”的曹公雪芹来也毫不逊色。例如，金庸在章目上就将《书剑恩仇录》的第一二回由“古道骏马惊白发，险侠神驼飞翠翎”改成了 “古道腾驹惊白发，危峦快剑识青翎”，这使得这两章章目在意境、平仄等方面都更切合文本。又如在《射雕英雄传》的开头，金庸增加了张十五说书的故事。这种说书艺术将叙述者、听者、读者等自由结合，作者自由出入其间，以生动逼真的临场感，满足了读者理清来龙去脉的愿望，唤醒了读者心目中潜藏的人物形象。而这种艺术与别的语言艺术的完美结合，在《鹿鼎记》中更是得到了最佳的展示，为这部20世纪与众不同的武侠小说的增加了不少艺术价值。 金庸以他的生花妙笔冲破了小说形式的限制，超越了俗雅之界，对语言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英国gov在香港施行的重英轻中的殖民教育做出了无声的反抗。

三

金庸懂得挖掘现实，更懂得挖掘远离现实生活的“真实”（人的情感、性格、道德、信仰等）。然而，梦回江湖后，在金庸用小说特有的形式和语言引领读者想象并把握历史的脉搏的同时，理想却只能一点一滴地积淀现实，因为理想只能永远走在现实的前面引导与提升现实，却永远不能完全代替现实，所以，无论当年多么叱咤风云的金庸小说主人公，最终还是以各种方式离开了江湖这一“母体”。如郭靖与黄蓉。他们的爱情以牺牲黄蓉的代价来对郭靖做出一种虚幻的补偿，令一个活泼、轻柔、聪慧、灵敏的女子来向木讷、刚毅、质实、朴拙的男性做出一种超乎生死的承诺，这本来就是浪漫主义的产物，但是我们却无法不看到郭靖在许多时候都可以抛弃黄蓉，所谓“巧妻常伴拙夫眠”本就是儒教文化中类似“书中自有颜如玉”一般的“仁中自有颜如玉”的麻醉剂而已。又如“自由之神” 令狐冲，他生性率直、兴味随意、活的潇洒，是金庸小说中最洒脱之人；但他又是最遵守中国传统文化之人，他依恋师门，极力维护师傅、师弟，他交友只认情义，不分正邪，他受到委屈从来是反躬自问，不责怪他人。个性的张扬与道德的完善在他身上得到最完美的结合。不过，令狐冲也毫无振奋的勇气和信念，倘若不是作者及时安排任我行之死，他必定也死了；倘若不是安排岳灵珊对令狐冲的背叛，令狐冲的爱情也必将在岳灵珊和任盈盈的无所取舍中霜冷长河。这就意味着令狐冲的结局实际上是一种“虚假性的结局”，他的归隐和乔峰意义上的死毫无区别。

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又恰恰在此，他以武侠小说的幻景形式和生花妙笔有效地掩盖了现实处境的严峻，完美地连缀了来自现实的矛盾的裂缝，而向世人昭示出一种理想化、和谐化的世界的可能性，并防止历史文化语境的印痕和创伤的暴露，充满热情地言说着这个世纪所交托给文人的侠客梦。陈平原说：“不敢说没有江湖就不存在侠客；可武侠小说中倘若没有一个虚拟的‘江湖世界’，侠客就不可能纵横驰骋大显神威。”正如《西游记》写的最好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金庸小说的美在那浪漫主义建构的艺术画廊里，是乔峰大战少林、聚义庄之时；是郭靖华山论剑之日；是令狐冲挥舞独孤九剑之间；是杨过携手小龙女的刹那；是李莫愁引吭高歌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瞬间；是韦小宝脚底抹油的顷刻……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金庸武侠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正在于此。

参考资料：

①②杜南发：《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见钟晓毅、费勇编《金庸传奇》附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④金庸：《天龙八部•后记》、《天龙八部•目录》，《金庸全集》，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⑤李渔：《闲情偶寄•科浑第五》，作家出版社1995年

⑥王朔：《我看金庸》，北京《中国青年报》，1999年10月1日

⑦陈墨：《金庸小说人物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

⑧格非：《小说叙事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⑨金庸：《求全之悔不虞之誉》，见朱汉民、江堤主编《金庸：中国历史大势》，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B. 中国有多少个出版社

截止到2018年，中国有467家出版社，其中比较有名的出版社有：科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建筑工业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以科学出版社为例：科学出版社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科技出版机构，由前中国科学院编译局与30年代创建的有较大影响的龙门联合书局合并，于1954年8月成立。1993年8月，恢复使用“龙门书局”副牌。

科学出版社比邻皇城根遗址公园，是一个历史悠久、力量雄厚，以出版学术书刊为主的开放式出版社。1993年，科学出版社荣获国家首批“全国优秀出版社”称号。

近年来，科学出版社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在组织结构、选题结构、市场结构、经营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大幅度的调整。

(2)英语四六级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扩展阅读：

出版社的分类：

1、从出版介质来说，出版社可分为：图书出版社、音像制品出版社（唱片公司）、杂志出版社等。

2、从出版类别许可来说，出版社可分为：综合出版社、专业出版社。

3、从出版经营性质来说，出版社可分为：公益性出版社、经营性出版社。

4、出版社的类型、工作范围和组织机构 出版社的类型，在中国，按隶属关系区分，有中央级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按业务范围区分，有综合性出版社和专业出版社。综合性出版社的出书门类比较多，专业出版社只负责编辑出版一定专业和门类的读物。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科学出版社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出版社

C.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介绍

百花洲文艺来出版社创办于1990年1月，从自1993年起，该社实行出版工作“三个战略转移”，确立了“书刊并重、书刊并举”的发展战略，经过8年的改革实践，终于取得丰硕的成果：发展规模迅速扩大，年出书品种从50来种发展到160多种，社办期刊从2种发展到5种，图书出版实施精品战略，出版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完成了国家“八五”、“九五”重点图书5套（种）。

D.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和译林的书有差吗

故事几乎都是一样的，翻译的内容多少有些出入，这个主要是看是不是同一个翻译者，这两个出版社只是排版不同，不影响阅读

E.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和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区别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创办于1990年1月，从1993年起，该社实行出版工作“三个战略转移”，确立了“书刊并重、书刊并举”的发展战略，经过8年的改革实践，终于取得丰硕的成果：发展规模迅速扩大，年出书品种从50来种发展到160多种，社办期刊从2种发展到5种，图书出版实施精品战略，出版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完成了国家“八五”、“九五”重点图书5套（种）。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成立于1990年1月，已经走过16年的发展历程。1993年江西出版集团公司成立后，在集团的领导下，本社领导班子带领全社职工卧薪尝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走上了一条艰辛而又充满希望的十年创业之路。我们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既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健康、稳步、持续、快速的发展之路，终于走出了一条“书刊并重、书刊并举”的路子，使本社在短短的几年里迅速发展起来。我社的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综合实力大大增强，职工收入和生活水平也相应得到显著的提高。我社书刊出版在集团成立后的十年里得到飞速发展，年出书规模从建社初期的63种发展到150多种。十年共出版图书1364种，经济效益连上新台阶。到2002年我社总资产达4274万元，净资产1524万元，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人民音乐出版社：前身为万叶书店，由钱君陶先生于1938年7月1日创建于上海。1954年10月，以万叶书 店为主体，与中国音乐家协会出版部合并组建音乐出版社，赵沨任社长。1974年8月，更名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年9月8日迁入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甲55号。
出版社以“忠诚、敬业、创新、卓越”为企业文化。以创建“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的出版社为目标。已出版《中国古代音乐史稿》、《音乐网络辞典》等音乐、舞蹈、戏曲类图书1万多种。出版了《中华大家唱（卡拉OK）曲库》、《快乐阳光》等一批优秀电子音像出版物。出版社主办的《音乐研究》、《中国音乐教育》、《钢琴艺术》和《歌唱艺术》均在国内外享有重要学术地位和影响力。由出版社主编并出版的中小学音乐教材，无论在质量和数量上均在国内占有绝对优势，很好地实现了两个效益的和谐统一。

F. 王元化是谁和余秋雨什么关系

1、王元化 生平：

•1920年 出生
祖籍湖北江陵。11月30日，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王芳荃，字维周（1880年—1975年），为上海圣约翰大学第一届毕业生。1906年，与桂月华结婚，是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志诚学校教授英语。返国后，1911年，进清华留美学堂教授英语。1913年，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15年，继续在清华任教。学生中有梁思成、闻一多、陈植等。此后一直在教育界任职，先后在东北大学、北方交通大学任教授。
•1921年—1925年 1岁—5岁
未满周岁即随母亲由武昌至北京与父亲团聚，全家定居清华园南院。
•1925年—1926年 5岁—6岁
北伐军兴，全家到上海，暑假后回北京。这期间常被喜爱京剧的外祖母带去看戏。
1926年3月，段祺瑞政府镇压抗日群众，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死伤群众数百人。罹难者中有清华学生韦杰三。清华大学举行公祭时，幼儿园老师带领王元化和一女童到会场，代表小朋友向韦杰三遗体鞠躬致哀。
•1927年—1928年 7岁—8岁
国民党派罗家伦接管清华大学，王芳荃与罗抵牾，愤而辞职，去东北大学教书。全家搬出清华园，住在北平东城报房胡同。王元化则单独寄居在清华园西院六姨母家，仍在清华附小成志小学读书。
•1929年—1934年 9岁—14岁
离开清华园，回到北平城里父母家中，入孔德小学、育英小学读书。
在育英小学五年级时，患麻疹，在家养病，父亲给他买来石印本七十回《金批水浒传》。这是王元化第一次阅读中国古典小说。
1932年，读初一时，语文老师閰润之选鲁迅的《孔乙己》、《故乡》等为教材。王元化第一次读到鲁迅作品，留下深刻印象。
1932年，日军觊觎关内，蠢蠢欲动。全家逃难到湖北，寄居于武昌华中大学舅父桂质庭家。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是王芳荃的同窗好友，哲学家，康德著作的中文译者。
回北平后，时日军在北平恣意横行，王元化上学途中经常见到日军在东交民巷练兵场附近耀武扬威。后日军荷枪实弹到领馆区域以外练习打靶，坦克也开上大街，市民纷纷走避。祖国蒙受苦难，少年王元化心中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种子。
•1935年—1936年 15岁—16岁
1935年，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激起人民更大愤慨。王元化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6年，与李克（查先进）、夏淳（查恒禄）等一起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读育英中学高一时，被推选主编校刊《课外选课专页》。第一次发表文章刊登在校刊专页上，一篇是谈意大利侵犯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另一篇是谈日货走私。“复兴社”学生勾结校方撤掉王元化校刊编辑的职务。
1936年，因眼底回血管出血，在床上躺了近一年。家里专门请人读书给他听。是年，王元化母亲在西城小麻线胡同租到一处宽大住房（原荣禄府的一部分），用了不少钱加以装修。修葺未毕，“卢沟桥事变”爆发。
•1937年 17岁
“七•七”事变，中国军队开始了历时八年的对日全面抗战。
8月8日，日本侵略军开进北平城前，凌晨1点多钟，举家逃离北平。全家在天津租界候船，约一个多月后，始购得船票，辗转到上海。
王元化小时，父亲逐月给他存下了一笔钱作为将来出国留学费用。但他违背了父母要他读理工科的愿望，走了另一条道路，使双亲感到失望与担忧。在上海，家里延请周班侯教授王元化英文。周授他丁尼生、柯勒律治等所著诗文。又延请任铭善教授他国学。任授他《说文解字》《庄子》《世说新语》等。王元化将自己写的文章请任先生评阅，任说他写得不好，文气急促。王元化后来写文章注意文气大约与此有关。开始文艺写作。先后用笔名洛蚀文、佐思、方典、函雨等。第一篇作品《雨夜》发表在《文汇报》副刊《文会》上。11月，上海租界沦为“孤岛”。结识张可。张可原名张万芳，在暨南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张可出身苏州世家，祖父亲张一鹏、伯祖父张一麐均在北洋政府任过职。
不久，又结识张可哥哥满涛（原名张逸侯）。
•1938年 18岁
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隶属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工作。这一时期，沙文汉是省委宣传部长，孙冶方是文委书记，顾准是文委副书记。在上海戏剧交谊社工作。撰《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
•1939年 19岁
年初，随上海各界救亡联合会组织的慰问团赴皖南新四军驻地进行慰问。回沪后，根据在皖南所收集的材料撰长篇论文《艺术•宣传•宣传戏剧》。孤岛开展了文艺通讯运动。
2月，王元化以笔名“洛蚀文”在《华美晨报》副刊《浪花》上发表《关于文艺通讯》一文。3月，编辑出版《抗战文艺论集》，岳昭（戴平万）作序。
10月，在《新中国文艺丛刊》第三辑《鲁迅逝世纪念特辑》上发表长篇论文《鲁迅与尼采》。
•1940年 20岁
在《戏剧与文学》上发表长篇论文《现实主义论》。撰《金批水浒传辨正》。此时，王元化读了《海上述林》介绍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初步认识到藏原惟人从苏联拉普派所传来的所谓“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二元论”的偏颇。
•1941年 21岁
撰报告文学《乞丏收容所》。撰《读书偶记》和《争取批评》。
3月，上海地下党文艺总支持由黄明任书记，王元化分管《奔流》文艺丛刊。该刊后改为《奔流新集》。7月—8月，成立文艺工作委员会，黄明任书记，王元化、吴小佩为委员，王负责联系原文艺总支。
11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时期结束。
•1942年—1944年 22岁—24岁
上海沦陷后，日军搜刮军粮，奸商囤积居奇，米价越涨越高，很多平民百性以碎米，杂粮充饥，路上时见饿殍，惨状令人不忍目睹。这时，王元化化名王少华，每天骑自行车去上海储能中学教授国文与文学概论。敌伪政权用毒化手段来腐蚀中国人民的思想意志，色情文化泛滥。王元化除了引导学生读鲁迅作品，并自编讲义，选入王秀楚《扬州十日》、文天祥《指南录》等。
1942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全部撤往华中根据地，原属各委独立工作，经由交通与根据地上级组织联系。王元化一度负责文委工作。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王元化对“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提法有疑义，在党内学习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
1943年7月，应《万象》主编柯灵之邀，撰《谈卓别林》。
1943年，撰《曹禺的“家”》。
1944年冬，创作小说《舅爷爷》。
•1945年 25岁
撰小说《花圈》和《残废人手记》。
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后，与满涛在《时代日报》合编《热风》周刊。停刊后，又在《联合晚报》与楼适夷、满涛合编文学周刊，用《奔流》为刊名。
11月，听到罗曼•罗兰逝世的消息，撰《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
•1946年—1948年 26岁—28岁
1946年4月，任《联合晚报》副刊《夕拾》主编，除每天以笔名“馆园”撰写短评外，还先后以笔名“禹鼎”撰有“古史新论”，前后共150余篇。
上海地方法院审理“大咬子案”时，通译官许少勇以言语威胁证人，王元化据此撰《谈丑》一文，被许少勇控告。时局势日紧，乃离沪北上。是年起至1948年暑期，在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今北方交通大学）任讲师，教授大一和大二基础国文，选《文心雕龙》若干篇为教材。《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某些观点最早即萌生于这一时期的讲课中。
向父亲的同事、20年代任清华中文系教授的汪公严先生问学以求深造。
•1950年 30岁
6月，撰《重读约翰•克利斯多夫》。
•1951年 31岁
先调至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未几，又调新文艺出版社任总编辑、副社长，同时任出版局和上海作协党组成员。
5月，批判《武训传》运动开始。王元化撰写了《关于武训传》《武识传与文艺批评》《武训传与“单纯技术的观点”》三篇文章。
•1952年 32岁
论文集《向着真实》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署名方典。此书出版未久即印行了三版，1955年被禁。后来王元化在文章中说：“当我用《向着真实》作为自己的书名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料到在以后历次文艺思想批判的政治运动中，写真实竟会成为受攻击的目标之一，有经厄难。”
•1953年 33岁
撰《汉剧宇宙锋》。
•1954年 34岁
撰《川剧帝王珠》。
年底，调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夏衍为文委书记，王任文学处处长。
•1955年—1957年 35岁—37岁
1955年，全国范围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胡风运动，一时株连了千人以上。1945年，王元化认识了胡风，但交往不多。当时地下党文委一位领导说胡风有严重政治问题，王表示缺乏证据。解放初，王因此未被安排工作。1952年，王元化参加筹建新文艺出版社，举荐了张中晓等，出版了胡风的两本书。新文艺出版社后来被认为是胡风的老窝。此前，1954年底，中共中央发红头文件，令文艺界所有党员写反胡风文章，王元化撰《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
1955年4月底，文委书记夏衍调京，张春桥被提升，接替夏衍任上海文委书记并成为反胡风专案组成员，王元化立即被隔离审查，时间自1955年6月上旬至1957年2月下旬。先后幽禁在两处地方，家里人也不知他在何处。隔离期间只发给生活费。当时，张春桥和专案组另一成员说王元化态度恶劣，主张从严惩处，但上海市委王一平、石西民等主张按政策办，不能因态度问题即划反革命。
•1958年—1959年 38岁—39岁
开始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
与父亲共同翻译了英国人呤俐着所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1959年底，经过长期审查的结论下来，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
•1960年—1966年 40岁—46岁
被安置在作协文研所。《读莎剧时期的回顾》说：“从此天天要去上班，不能再由自己的兴趣去读书了。所里的一些青年要我给他们讲授《文心雕龙》。从这时开始，我的研究方向转向了《文心雕龙》方面，一直延续到文革后70年代末我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出版为止。”
开始撰写《文心雕龙柬释》。
友人彭柏山建议王元化将《文心雕龙柬释》寄给周扬、夏衍。王得二人回信，鼓励他写下去。周并将文章转《文艺报》发表。
当时，又翻译了几篇国外有关风格理论的文章。
继续钻研黑格尔。
向熊十力先生问学。
在这段时期，原先的朋友只有彭柏山与王元化来往较多。彭是作家，解放前曾任二十四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50年代初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后受胡风案株连。他人同时被打成“胡风分子”，被开除出党。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王元化与妻子张可共同翻译了20余万字的西方莎士比亚评论文章，王并写了译文题记。又撰《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汉姆莱脱的性格》《奥瑟罗的悲剧》《李尔的蜕变》《麦克佩斯的沉沦》。“文革”开始后，王自己将它焚毁了。
1961年，《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单署“王维周”名。
1961年，撰长篇论文《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1964年，撰《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
夏，眼病突然复发。
•1966年—1974年 46岁—54岁
“文革”开始，王元化被打历史、现行反革命。
1970年至1972年，被隔离审查。
在上海郊区奉贤的农场改造期间，第二次发作心因性精神病。
这期间，张可受到株连，被上海戏剧学院所在系里两个参加造反的头头非法隔离，甚至因高血昏厥也不准看病，落下严重病根。
1968年，彭柏山在迫害中含冤去世。
1974年10月，第三次通读《小逻辑》。
•1975年 55岁
父亲去世。长夜漫漫，王元化心情极为沉重。
•1976年 56岁
10月，“四人帮”被粉碎，姜椿芳特来告知这个消息。
•1977年 57岁
6月，撰长篇论文《龚自珍思想笔谈》。
10月，撰《黑格尔＜美学＞札记三则》。
1978年 58岁
将《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副本（抄本）寄给北京的姜椿芳，希望由他转给赵朴初，以请教有关佛学问题。姜椿芳把稿子送给周扬。周扬读后，将其中《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一章推荐给正准备复刊的《文学评论》杂志。
•1979年 59岁
满涛去世。
1979年“平反”前，经陈虞孙、汤季宏之邀，到中国大网络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王元化最初负责“文学卷”编务，“平反”后，任中国大网络出版社上海分社领导小组成员，并任《中国大网络全书•中国文学卷》分编委副主任。王元化为本卷的筹划尤役心力。1986年完稿后，胡乔木独对此卷不放心，亲自审查，令删除并修改多处，致“文学卷”延误多时始得出版。
6月，张可因“文革”时积下的病突然中风，昏迷七日，后经抢救脱险，但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不能用脑，读书俱废。此后家务多由王元化承担。
10月，作者的多年心血《文心雕龙创作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1月9日，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得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沂转告“平反”通知。至此，王元化历经23年的“胡风反革命分子”冤案终得洗刷清白。
•1980年 60岁
2月，撰《人性札记》
10月，撰《对文学与真实的思考》
10月，撰《和新形式探索者对话》
•1981年 61岁
2月，为鲁迅百年诞辰作《关于鲁迅研究的苦干设想》
2月，撰《关于黑格尔小逻辑一书的通信跋》
7月，撰《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序》，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加以评介。
9月，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与王瑶、唐弢、李何林一起担任大会执行主席。
12月，撰《模仿•作风•风格》
是年与王力、王瑶、王起、吕叔湘、朱东润、李荣、吴世昌、萧涤非、钱锺书、钟敬文，夏鼐等11人一起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同年参加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会议。本届期满后王元化继任第二届学科评议员。
•1982年 62岁
2月，《向着真实》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改版重印，用作者本名。
6月，张可的译文集《莎士比亚研究》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王元化写了跋。
8月，被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赴京参加十二大。
10月，出席在山东济南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文心雕龙》讨论会。会议成立《文心雕龙》学会筹备小组，推举王元化任组长。
秋，应中宣部召，去北京商讨协助周扬撰稿事，时因周在病中，未能商议撰文事。
•1983年 63岁
年初，去天津迎宾馆与王若水、顾骧共同襄助周扬起草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讲话稿《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控讨》，由王元化统稿，周本人定稿。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胡乔木找周扬谈话，对此文严加指责，以后遂引发为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6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8月，出席在山东青岛举行的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被选为副会长，另一位副会长是杨明照。周扬任名誉会长，郭绍虞、朱东润任顾问，张光年任会长。
10月，全国开始反精神污染运动。中纪委派人到上海调查王元化襄助周扬起草讲话稿事。
11月，《脚踪》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4年 64岁
11月，经王元化倡议，在上海由复旦大学主办了中日学者《文心雕龙》研讨会。
•1985年 65岁
5月，不再担任宣传部长一职
10月，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率团出访墨西哥、美国、团员有孙树棻、赵丽宏、张一弓等。
是年开始带博士研究生。
•1986年 66岁
2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王元化在《文汇报》发表的《理论建设与观念更新》。
•1987年 67岁
10月，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瑞典、芬兰。
•1988年 68岁
4月，《论样板戏及其它》，答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问。
•1989年 69岁
2月，撰《写在两篇文章的日译之后》
3月，应出版社及陈敏之之邀，为顾准遗着《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撰写序言《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书后》
5月，撰《思辨短简后记》
12月，《思辨短简》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90年 70岁
4月，《传统与反传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5月，撰《悼王瑶》
•1991年 71岁
8月，撰《熊十力二三事》
11月，撰《康德的百圆之喻》
11月，撰《文心雕龙讲疏序》
•1992年 72岁
2月，撰《思辨发微序》
11月，撰《与友自述书》，致林同奇
•1993年 73岁
3月，撰《胡适的治学方法与国学研究》
5月，在《文心雕龙》学会第四次年会上，与张光年、杨明照被选为名誉会长。王元化出席此次年会。
•1994年 74岁
8月，撰《清园论学集序》，回顾了自己半个多世纪从事写作以来的思想历程。
10月，《思想随笔》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2月，《收获》杂志发表胡晓明的文章《一切诚念终当相遇》，描述了导师王元化的治学与人格风范
•1995年 75岁
2月，在《文汇报》发表的谈话中说：“过去我们的文化体制主要采取了苏联模式，这就是行政化和垄断性。这种体制成了文化发展的障碍。不要以为市场经济一出台，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1996年 76岁
5月，撰《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
•1997年 77岁
3月，《清园夜读》增订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6月，《读黑格尔》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了王元化从50年代至70年代研读黑格尔《小逻辑》和《美学》（第一卷）的笔记。
10月，台湾作家龙应台访问王元化。
12月，《莎剧解读》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张可、王元化共同署名。
•2006年 86岁
8月6日，王元化夫人张可在上海逝世，享年87年。
•2008年 88岁
5月9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8岁。
编者注：1920－1997年的大事年表 摘自原上海大学教授钱钢先生的《王元化学术年表》一文

2、文革时余秋雨抄过老师“张可”（王元化夫人）的家。
更多细节请看：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2&id=3533250

G.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是哪里的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成立于1990年1月，已经走过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6年的发展历程。回1993年江西出版集团公司成答立后，在集团的领导下，本社领导班子带领全社职工卧薪尝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走上了一条艰辛而又充满希望的十年创业之路。我们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既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健康、稳步、持续、快速的发展之路，终于走出了一条“书刊并重、书刊并举”的路子，使本社在短短的几年里迅速发展起来。我社的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综合实力大大增强，职工收入和生活水平也相应得到显著的提高。我社书刊出版在集团成立后的十年里得到飞速发展，年出书规模从建社初期的63种发展到现在的150多种。十年共出版图书1364种，经济效益连上新台阶。到2002年我社总资产达4274万元，净资产1524万元，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哪个城市不知道

H.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工资待遇如何这个出版社怎么样

你在网上问估计也难得到什么详细答案，如果是找工作建议直接投递简回历面试和招答聘人员了解。或条件允许到单位附近转转，看周边有什么人，比如小店、保安什么的聊聊，有希望能了解到一些，不定能遇到单位员工，这些信息比较客观真实。说了一点自己的看法。不一定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