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的时候，英语课本身似乎时间减少了，而有了许多用英语开设的其它课程，如康明德先生（Mr. Kemp）教的物理，柯尔先生（Mr. Cole）教的数学，客广德小姐（Miss Clark）教的生物学，一位英国先生教的历史，等等。通过这些课我们训练了听力，掌握了大量词汇，当然也学到了专门知识。当年的文华，除了国文（汉语）课以外，几乎所有课程棗包括体育棗都是用英语教的，而且多数教师是美国、英国或加拿大人。几乎从每门课，我都扩充了英语知识，例如given这字的用法（Given X， it follows that …; within a given period；作“已知的”、“ 假设的”解）就是在几何教科书上首先学到的。
王佐良
作者简介：王佐良，浙江上虞人， 1916年2月12日生。1929年至1934年在武昌文华中学读书，后进清华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到湖南，昆明，毕业后留校，先后当助教、讲师。抗日胜利后，回到北平清华，不久考取公费留英，于1947年秋赴牛津大学研究英国文学。建国前夕， 1949年9月回国，应聘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授至今。现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外国语学院顾问兼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协理事，《外国文学》主编。主要著作有：《英国十七世纪剧作家约翰·韦勃斯透的文学声誉》 （英文专著，萨尔斯堡大学出版社，1975年），《英国文学论文集》（1980年），《英国文体学论文集》 （1980年），《中外文学之间》 （1984年），《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专著，1985年），《照澜集》（1986年）。主要译本有；曹禺的《雷雨》 （英译本，1958年），《彭斯诗选》（1959年），《苏格兰诗选》（1986年）。主编的有：《汉英词典》（第一副主编， 197年），《美国短篇小说选》上下卷（1980年；英文版，1982年），《英国文学名篇选注》（1983年），《英语文体学导论》（1988年）。现正从事的研究工作：主编多卷本《英国文学史》（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英国诗选》和《英国散文选》（均属“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撰写多卷本《英国诗史》。
我是浙江人，但有一阵我的父亲在湖北工作，所以我进了武昌文华中学，在那里度过了五年（1929一1934）。
文华中学（英文名Boone School）是一所由英美圣公会等基督教派办的教会学校，创始于1870年，在华中一带很有名气。象所有教会学校一样，它有美丽的校园，较好的设备，基础课程特别是英语教得好，此外体育和其它课外活动也开展得好。
这里只说我学习英语的情况。有两位英语老师我至今不忘。
一位是米勒先生。他教作文有一套办法，要我们一周写一篇。改文用符号，如句法错了就在旁边批一个S。每次都打分，百分制。用所写字数除以所犯错误数就得出了分数。例如你写了300字，犯了30个错，得10分；犯了5个错，则得60分，如此等等。这办法看起来机械，而且会使学生谨小慎微，但在一定阶段上，尤其针对基本语法和拼法之类的错误，很奏效。
另外他还有一法，即把学生写的好作文当堂念给大家听，或要学生自念，这一种示范也很有效，不仅鼓励了写这篇作文的学生，而且使别的学生感到写好英文是有途径可寻的，因为作者是他们中的一个，不是什么大名家，他能写好，为什么条件大体相似的别人不能呢？有时米勒也拿别班甚至高班学生的作文念给我们听。我记得他常念的高班同学中有高铭元。铭元兄现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1985年我去中大看他，谈起此事，大家仍很神往。
另一位是简纳小姐（Miss Jenner）。她那时只有二十多岁，还未结婚，全心全意教书，办法似乎比米勒先生更高明。米勒有点机械，简纳小姐则灵活。她教我们阅读，选了一本短篇小说集，经常提问，使我们深入内容，同时也练了口语。我就是在她的引导之下读了一些名著，如华盛顿·欧文的《里卜·凡·温克尔》、霍桑的《点金术》、狄更斯的《圣诞歌》等等，逐渐感到了英美文学作品的魅力。她不仅教我们读，还教我们演，即以所读故事为基础，编成一个小剧本，指定学生分别担任角色，先在课堂上演。好的又拿到全校性的晚会上演。我记得我们班曾在全校师生面前演过《圣诞歌》，我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参加了几次排练，后来又在文华“公书林”（即文华图书馆学专修科棗当时国内唯一造就图书馆学人才的专科学校）楼上礼堂的舞台上演出，心里很兴奋，英语也得到了提高。 这类办法现在我们外语院系也有采用的，不算稀奇了。但简纳小姐的热心是罕见的，一次一次地来指导排演，而且对每个学生都鼓励，都帮助，始终耐心，还能针对每人的特点对症下药，纠正得恰到好处。她那柔和而又热心的说话声音，她那真诚的微笑，我至今都感到亲切。 这一切都发生在初中阶段。
高中的时候，英语课本身似乎时间减少了，而有了许多用英语开设的其它课程，如康明德先生（Mr. Kemp）教的物理，柯尔先生（Mr. Cole）教的数学，客广德小姐（Miss Clark）教的生物学，一位英国先生教的历史，等等。通过这些课我们训练了听力，掌握了大量词汇，当然也学到了专门知识。当年的文华，除了国文（汉语）课以外，几乎所有课程棗包括体育棗都是用英语教的，而且多数教师是美国、英国或加拿大人。几乎从每门课，我都扩充了英语知识，例如given这字的用法（Given X， it follows that …; within a given period；作“已知的”、“ 假设的”解）就是在几何教科书上首先学到的。
用英语开展课外活动也很能增长英语知识。上文已提到演剧。唱歌也有好处，康明德先生教我们唱许多英语歌，他还会吹小号组织起一个铜管乐队，这当中产生了后来知名的作曲家和乐队指挥夏之秋（原名夏汉兴，也善吹小号，现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从各种活动里学到了书本上少见的英语。文华的体育也不错，体育教师法劳尔（Mr. Farrell）老在操场上大声嚷着，当然都是体育英语，在他的训练之下，文华足、篮球校队都是武汉甚至整个华中的劲旅。
附带说，看英语电影也是有多种好处。那时学校不放映电影，但每周我们学生都到汉口的中央、上海等影院去看电影，至今都记得《叛舰蝶血记》、《孤星泊》、《七重天》等名片。通过它们得到了娱乐，但也长了知识，学到了不少英语，特别是什么场合说什么话。
这些情况大概当时别的教会中学也有，但文华另有两个优越条件，可能是别校所无。在武昌昙华林的文华校园中，除了文华中学，还有华中大学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华中大学的英语和自然科学基础课教得很好，教师中几位著名学者，都是留学美国的博士，如韦卓民（哲学）、桂质廷（物理）、张资拱（化学），还有大量外国教师，我们中学生有机会看见他们在校园中走动，偶然也能听到他们讲英语。这是一种无形的熏陶，使我们知道英语可以用在日常生活里，而且用得很自在。 但使我们更加受益的却是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存在。它有一所很好的图书馆，即上面提到过的“公书林”。英文书特别多，大概总有四五万册，全部开架，而且准许我们中学生也可去自由阅览，也可以借书。这真是一个洞天福地！打腊的地板，上等木料做的长书桌，一排一排的各类书籍，光线略有点暗，但是幽静极了。我在那里消磨了无数下午，一开始看中文书，接着摸英文小说，而始终注意的则是它的大量英文杂志，主要是看图，看各种广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那里我就看了有彩色图片的House Beautiful，National Geographic 之类的杂志，对于世界各地风光、西方建筑式样、室内装饰、庭园布置等等有了更多印象（后来我考进清华，也是常奔大图书馆里有几百种外国杂志的第一阅览室）。正经的英文书实际上我大都看不懂，读了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过的《宝岛》（Treasure Island）之后，我在“公书林”里找到了司蒂文生（RobertLouis Stevenson）的另外几本小说（中间有一本叫Kidnapped），但看起来很吃力，也就不着了。
这种浏览仍然有益，因为至少知道哪类书在什么架上，大体上有些什么书，是哪些人写的。有时同类的书放在一起，即使每种只看几页，也可以有个比较。中文书当中有好几本中国近代史，我就是这样比比看看，有个大致了解。中国文学史也这样，记得其中有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和刘麟生的另一种（刘似乎是金陵大学教授），当时的文学史一半是选本，倒更引起我的兴趣。
这里似乎越出英语范围了。其实也有点关系。我总觉得，汉语学得好的，外语也容易学好，特别是到了稍高的阶段是这样，写文章的道理是共通的，需要大量文史科技知识也是共通的，而在这一切之上需要有丰富、灵活的想象力更是共通的。 后来我进入清华、西南联大，更后进牛津，又另有一种境界。但是我学习的基础英语以及其它方面都是在文华中学打下的。对于那里的中外老师们 ，我至今都是充满了感激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