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英语是从高小年级开始的，那时我虚龄十二岁。老师姓周，人又瘦又高，常年戴一副墨镜。每次上课，他总是把生词抄在黑板上，先来个范读，随后手执教鞭，在学生课桌中间巡回，他范读一遍，我们就跟读一遍。有时有人把字音念错了，他便用教鞭在学生的课桌上拍打几下，责令大家纠正，一遍又一遍。学生们最喜欢听他念“How do you do？”因为念的时候老师的劲头挺大，声音特响，表情最足，教鞭在空中挥舞了一下，于是学生们就跟着他念“好----多----多？”我们初学英语，也说不上有什么兴趣，只觉得十分新鲜，而且又非常害怕，特别是老师戴的那副墨镜，叫大家捉摸不透他到底在瞅着哪一个方向，所以上课时不大敢做小动作，考试时也不大敢作弊，这一年总算打下了一个说不上是好还是坏的基础。
朱雯
作者简介：朱雯，1911年10月12日生，上海市松江县人。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曾任江苏省立松汪中学、广西省立桂林高级中学教员，上海法学院、上海财经学院、上海震旦大学文学院、上海师范学院教授。现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国际笔会中国上海中心会员；全国高等学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动乱一年》，短篇小说集《逾越节》、《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散文集《百花洲畔》等。主要翻译作品有：苏联阿·托尔斯泰著长篇三部曲《苦难的历程》、《彼得大帝》，德国雷马克著长篇小说《西线无战事》、《流亡曲》、《凯旋门》、《生死存亡的时代》、《里斯本之夜》等。
说来也许你不会相信：我虽然跟外语打了六十多年的交道，可是作为一个学生，我学外语学得并不好；而作为一位教师，我教外语教得更不行。外国语言没有根基，外国文学缺乏修养，熟悉我的朋友知道得很清楚，所以凡是要我写这方面的文章，我每每虚与委蛇，一拖二赖，而他们也总是宽大为怀，不予深究，就让我不了了之。此番本书编者约我写篇回忆录，我照例一再推辞，理由很简单：既然我自己学得不好，教得不行，还有什么可谈的？但继而一想，这理由对我来说尽管是千真万确，可在有的同志看来也许还以为是自谦之词，为了证明我确非虚假，就把那几十年来学、用外语的因缘始未，趁这机会细细从实道来；似乎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办法。更何况纵无经验值得总结，也必有许多教训可以吸取，于人于己都不会是全然无益的。
我学英语是从高小年级开始的，那时我虚龄十二岁。老师姓周，人又瘦又高，常年戴一副墨镜。每次上课，他总是把生词抄在黑板上，先来个范读，随后手执教鞭，在学生课桌中间巡回，他范读一遍，我们就跟读一遍。有时有人把字音念错了，他便用教鞭在学生的课桌上拍打几下，责令大家纠正，一遍又一遍。学生们最喜欢听他念“How do you do？”因为念的时候老师的劲头挺大，声音特响，表情最足，教鞭在空中挥舞了一下，于是学生们就跟着他念“好----多----多？”我们初学英语，也说不上有什么兴趣，只觉得十分新鲜，而且又非常害怕，特别是老师戴的那副墨镜，叫大家捉摸不透他到底在瞅着哪一个方向，所以上课时不大敢做小动作，考试时也不大敢作弊，这一年总算打下了一个说不上是好还是坏的基础。
学外语，我毫无“家学渊源”。父亲只知“之、乎”，不识“A、B”。可是说来也怪，他对外语倒极感兴趣，认为英语有用，认为我应当特别用心，学好英语。1923年夏天，我从高小毕业，父亲就郑重其事地把我从家乡带到上海，报考南洋公学（即后来的交通大学）的附属中学。他的目的是想让我将来进入南洋大学，毕业后可以在铁路上工作，所谓“吃铁路饭”也者。考试结果，自然是“名落孙山”。分析落第的原因，主要是英语不过关。考试那天，主考英语的是一位女老师，她收了笔试考卷以后，当场还叫每个考生念一段英文，解释一下意义。我不记得她当时叫我念的那段英文是什么内容，但我记得有好多个词都不认识，因而急得满头大汗，念得结结巴巴。结果未被录取，原是理所当然的事。后来我考取了家乡的一所省立中学。父亲为我的初试落第而大为失望，但对我的前途还是十分关切，觉得“铁路饭”既然吃不成，就得准备吃“海关饭”或是“邮政饭”，因为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铁路、海关、邮政等部门的工资特别高，而且是“金饭碗”，一旦踏进门，只要不犯大错误，一般是长期聘用的，而且退休以后还有“养老金”。这三种行当都公开招聘，而考试的重点科目是英语，父亲要我学好英语，为的就是这个目的。正好父亲有位朋友的儿子在苏州东吴大学念书，从他那里知道东吴是一所教会办的学校，校长、教师很多是美国人，课本是英文，交谈用英语，在那里读毕了业，去应考就不太会成问题。这自然使我父亲砰然心动，便不顾我当时虚龄只有十四岁，连自己的日常生活也还不大能料理，也不顾我母亲怜惜我身体瘦弱，舍不得我远离，竟就托那朋友的儿子为我办好一切手续，于1924年春节过后让我转学到了苏州东吴大学的附中读书。
在这所教会学校里，从中学到大学，我整整读了八年书。我的这点子英文，主要就是在那里学来的。我说我学得不好，那是因为我在学习的时候精力比较分散，没有在那上面刻苦认真地下过真功夫。在中学里，除了中国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外，其余都用英文课本，作为打基础，也学过几年英语语法。到了大学阶段，除了极少数几门程，其余不但都用英文教本，而且不论是外籍教师或是本国教师，一律都用英语讲解，学生的作业和考试，一律得用英文答卷，而英语语法已经不再出现在大学的课程里了。从当时的课程设置来看，英文作为一种语言工具，认为在中学阶段都应该掌握，若要深造，那就得在文学方面下功夫。我在大学里修习的课程虽然主要是文学棗包括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但在这一方面下的功夫实在是很少很少。读书不多，钻研不深，习作不勤：这就是我在英语语言上报基浅薄、文学上修养贫乏的根本原因。 在大学里，我听过不少美籍教师的课，但印象似乎都不太深。记得有一位莉特博士，教过我们文学课。这位老太太满头银丝白发，脚有点瘸，走路拄着拐杖，人还没到老远就听见她？ 的拄杖声。她讲的是简·奥斯丁的小说。另一位教师名叫弗格森的，给我们开过“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课，只记得他讲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比讲莎土比亚的戏剧更生动、更精彩。至于其他还有一些什么教师，什么课程，我都已经记不真切了。倒是还有一位不是教师的“教师”，却留给我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圣经》。东吴是一所教会学校，我刚进学校那几年，每逢星期日早晨都要到天赐庄的礼拜堂去做礼拜。当时是学校规定的，学生们得排着队由舍监带进教堂去。听唱诗班唱歌，听牧师们读经、讲道，大家一起唱赞美诗，一起做祈祷，还要奉献，随你捐多少钱都行。仪式很庄严，很隆重，每星期一次，都得去。逢到圣诞节，还举行欢庆仪式。夜里，信徒们手擎蜡烛，从教堂出发，在校园里徐徐而行，边走边唱，歌声嘹亮，悠扬起伏，好听极了。还有庆祝会，也挺热闹，有各种游戏活动，学生们都可以参加。平时看去很严肃的外籍教师，在欢度圣诞的这种庆祝会上也会参加各种游戏：做被用球在一公尺外投掷的活靶子，化妆成圣诞老人，蒙着面做捉迷藏游戏，还设摊叫卖点心（“Hot-dog”这玩意儿，我第一次就是在这种小摊上尝到的）。外籍教师的夫人们、男女孩子们也都来参加了，叽叽喳喳，那种欢乐样子有几分象我们中国人过新年。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美国人不再当校长，校长由中国人来当了，于是每星期日硬性规定要做礼拜的制度就被废止，改成自由参加。我不是基督教徒，从此我就不再去做礼拜；可是圣诞节的欢庆活动，有时却还会去看看，觉得挺有意思的。1927年以前，《圣经》曾被规定作为一门必读的课程，我还记得有位教师在课堂上讲四福音书，确实有声有色，虽是一口宁波官话，却讲得十分使人感动。我虽不是教徒，可我爱读《圣经》，即使在学校取消了《圣经》课之后，也还是经常翻阅《圣经》，从《新约》到《旧约》，从汉译到英译（我当然看不到也读不懂希伯来原文），反复诵读，从来不觉得厌倦，因为我是把《圣经》，特别是《旧约》中的不少篇章，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甚至当作经典范本来背诵的。阅读和背诵英译《圣经》，不仅有助于提高我的英语水平，也有助于增长我的文学知识。《圣经》是我的一位老师，而且是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我逐渐发现《圣经》中的不少人物和故事，一再出现在后世的文学作品里，成为作家们利用的题材和常用的典故。于是我进一步阅读了弥尔顿的三部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土参孙》，班扬的寓意小说《天路历程》，拜伦的诗体剧本《该隐》等等。在阅读过程中，又发现文学作品中被作家们常用的典故更多地出自希腊罗马神话，这就引发我去阅读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阅读希腊三大悲剧家的几部代表作（当然都是英译本）以及后世以希腊神话为题材的一些作品，例如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济慈的《安狄米恩》 等等。阅读以上这些作品，有不少内容我当只是一知半解，可是年青人自有一般傻劲，哪怕只懂三成，也会硬着头皮死啃下去。就凭这点不怕困难的精神，我好好歹歹生吞活剥也读了一些外国文学名著。其实，陶渊明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我看恐怕也是一条普遍的规律。知识的积累，本来就是一个从不懂到懂、从少懂到多懂的过程，如果每本书都要求彻底通晓，那么可读的书必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学海无涯，我们一生中读到的书，总有许多只能是“不求甚解”，更何况在青年时期，有些书一时虽没能读懂，但随着学识的增长，以后还是会逐渐懂得，并会一步一步地加深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