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语言是个“符号系统”
在西方，语言的符号性问题早在古希腊时代就被学者们注意到了。Aritstotle说过：“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范畴篇· 解释篇》中译本，三联书店，1957年）。20世纪初，Saussure 更为明确地指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的问题，…… 要发现语言的本质，首先必须知道它跟其他一切同类的符号系统有什么共同点。。。语言比任何东西都更适宜于人了解符号问题的性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第27-28页）美国哲学家Charles Morris也曾指出：“人是应用符号的动物……人类文明是依赖于符号和符号系统的，而人类的心灵是和符号的作用不能分离的，即使我们不能把心灵和这样的作用等同起来。”（Foundations of Theory of Signs，New York, 1955, p.8）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那么符号的意义和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则构成了语言学研究重点。符号是表达意义的形式，是“能指”（signifier）；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所指”（signified）。符号就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并没有自然的联系，只有人为的联系。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是受规则制约的，形成两个轴：横轴是组合关系（syntacmatic relation），表示的是同一序列各个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take + the + book）；纵轴是聚合关系（paradigmatic relation），表示一种选择关系（take + the + book /+pen/+pencil/+apple, etc.）。语言符号之所以有意义，就是由符号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这好比下棋用的棋子。棋子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一旦棋子在棋盘里各就各位，那么每一个棋子就具有各自的意义和功能了。语言的符号系统不同于其它的符号系统，而是一种社会符号系统。这就是Halliday说的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Halliday主张从符号学角度去解释语言，认为语言本身是一种社会符号，它同时又在其它的符号系统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这一命题告诉我们：语言成分之间的关系要比语言成分本身更为重要；这就是说，语言成分的组合要比单个的语言成分更重要。这为我们的英语教学提供了宝贵的启示。比如说，时下人们普遍接受这样一些观点：要在语流中教语音，要在连贯话语中学语调；不要孤立地教单词，要在句子中讲解单词；不要只讲解句子，而要联系段落和篇章进行整体教学。类似的看法都是可取的，原因就在于这些观点符合语言的属性。要想从语言的属性角度去进行外语教学实践，当然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教学研究工作。现在多数大学都有人在进行教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可是立项研究的课题缺乏深度，往往是围绕表面现象做文章。我觉得，我们外语教学当前最大的危机是：有深度和广度的教学研究太贫乏了。我们有一批专门研究语言理论的学者，成绩赫赫，可是对语言的应用研究，或者说对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要么不感兴趣，要么嗤之以鼻，甚至认为围绕语言教学进行的研究不能算作是正宗的科研。这种倾向是十分有害的。还有一个带倾向性的问题，就是不肯做攻关性的大课题研究，认为那类项目既耗时又难度大，吃力不讨好，不如编一、两本四、六级考试的辅导手册。教学研究不深化，我们的外语教学事业是很难取得突破性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