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外国语文是素质和学养的表现
大学教育所要求达到的外语知识和水平，决非“通事”和“舌人”所具有的口舌之技所能比拟。大学教育所需要的是“外文”，而不是“外语”。“语”是说话和日常交际；“文”指的是用“语言”所记录和表达的哲学、历史、文学、政治、法律等学术和文化思想体系，也就是上文所说的“道”。“语”用于“谋食”；“文”用于“谋道”。在懂得“外语”的基础上，最终“通晓外文”是大学教育的要求，是大学生良好素质和学养和表现，也是培养这些素质和学养的重要手段。国内一些有办学历史的综合性大学，将其有关的学系称为“外文系”，而不是“外语系”，这决不是简单的名称问题；这其中体现着学术水平和层次的不同。除了将外国语用作学术和科学研究的工具外，通过对外国语文本身的学习和研究，深入了解外国语言所表达的文化，以培养和提高素质和学养，是大学教育的又一个主要的工作。
清朝闭关锁国数百年。在此期间，西方各国先后崛起，科学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中国远远地落在了后面。西方列强用炮舰撬开了国门，开埠通商，西学东渐日盛。所谓的“国学”，就是针对这日益东渐的“西学”而言的。出于交通往来和知晓西学的目的，民间、政府和学界开始注目于外国语言的学习。回顾我国外语学习和教育的历史。开埠互市以后，对外通商所需“通事”，往往由市井中人担任，这些人的外语，一般在外国传教人员所开设的宗教慈善学校中所习得。这些通事一般只通语言，而不通文字。最初由清朝政府创办的外语教学机构称为“同文馆”，学生毕业后，被授九品官职。入读同文馆的，一般是一些穷家子弟，往往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在贵族和身家子弟看来，进同文馆学外语不是“正途”；而所谓的“正途”，指的是通过科举考试而“出仕”。而且，当时学习“夷语”，也为人们所普遍不齿。同文馆的教学目的主要在于“外语”，而非“外文”；所以，几乎没有培养出什么“通晓西学”之人。学生毕业后从事外交事务，充其量只是“舌人”，而缺乏西方国家“译员”所具备的素质和学养。
随着门户的日益开放，现代意义上的大学逐渐兴办于中国各地。这些大学的“体”，即制度体系，一概承袭来自西方大学，外国语言的教育自然是大学之必需。然而，我们对于西方大学的刻意模仿只是形体上的，缺少对其大学理念本质的正确认识。当然，大学教育应该根据本国的国情和需要来办，而不应一味模仿外国。问题在于，我们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眼光，看待一切外国语言和文化。长期以来，在我们的大学中，人们似乎仍然用实用和功利的观点看待外国语言，而缺少对于其他国家民族语言应有的尊重，进而缺少对其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和传统的尊重。以考试为目的而学，一旦通过考试则不学；有交际之用则学，无交际则之用则不学；以意识形态、国际关系和国力强弱为标准，选择外语学习的目的语，有利于我者学，不利于我者则不学；学是为了不学，即学习是为了强国，国力弱则学，国力昌则不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出于这些目的的学习，只着重外语，而忽视外文。一个急功近利，对其他民族及其语言文化缺少尊重的民族，又怎么能得到他人的尊重？
大学教育不仅在于知识学习和学术研究，而且应该注重学生道德素质和学术修养的造就，集古今中外优秀品质于一身。用孔子的观念而言，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谋道”而“求仁得仁”。“仁”就是良好的道德素质和修养。外国语言知识不仅是学术阅读和研究的工具，也是良好的知识学养的表现。良好的素质和学养，需要通过长期的学习而获得。如何做到学而不厌？唯一正确的回答是：为学而学。如果说目前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仍然缺少实际应用外语的机会和条件，那么正好通过学习外语来培养“为学而学”的精神和素质。中西方文化相比较，我们最为缺少的是系统哲学和科学研究。所以，在通过外国语言的知识和技能，学习和了解西方哲学和科学传统和成果的同时，也能通过外国语言的学习，培养我们探索学术和科学的素质和精神。
大学教育中的外国语言学习，最主要的是正确认识大学教育的目的和外国语言的关系。至于如何学和具体学什么，只不过是因人制宜，因地制宜的问题。至于如何考和考什么，根本就不是大学教育所应该谈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