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我的救星

我的老师，我的救星

    1949年3月的一个阴沉的日子，我，一个小男孩，兜里揣着新领的美国签证走下了船。我刚刚失去了母亲，这次移民来美国，准备同素未谋面的父亲一道生活。 在码头上，看着这个拥抱我和我的姐妹们的秃顶胖男人，我满怀疑惑。 不过，他的皮鞋黑色，穿着灰色大衣，戴着崭新的帽子，是典型的美国人形象。
    由于没有专为不会讲英语的孩子开设的课程，我在低智商孩子班读了几年小学后，升入了初中。 第一周的课上，老师通知我们要为周五的"俱乐部活动时间"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活动项目。 我决定随班里最漂亮的女孩去，她带着我进了一道门，门上标着"报刊俱乐部"。 在那里，我们见到了言辞尖刻、一本正经的英语教师玛丽莲·伯德。 "我们准备出一份报纸，"她用尺子敲着桌子，高声地说，"所以，如果你们不想出力的话，我建议你们现在就到大厅那边去参加戏剧俱乐部的排练，因为在这里你们要玩命地干！"
    我很快就被这个令人望而生畏、口若悬河的女士所折服。 她反复训练我们掌握语法，并使我爱上了文学。 她能够读一篇故事或一首诗，然后像打开折扇一样，将它的各个侧面、色彩和含义全部展示出来，这一点强烈地吸引了我。 我过去一直认为小说写的只不过是不平凡的生活经历，而她却使我知道小说还可以表达情感：如痛苦、挫折、愤怒和失落。 她使我知道我的祖国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 我开始对自己的出身感到骄傲。
    一天，她布置了一份作业，让我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一篇短文。 她用严厉的目光盯着我，接着说："尼克，我要你写你们一家在你家乡的经历。"
    这可是我最不愿写的东西，所以我把作业拖到了最后时刻。 后来，一个周末温暖的下午，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备好稿纸和铅笔，两眼呆呆地望着窗外。 鸟儿的欢唱声、昆虫的唧唧声，以及新剪草地的芳香使我无法集中注意力。 最后，我写下了第一句："对很多人来说，春天的来临意味着冬季的结束，第一批候鸟的出现，以及对爱的思念。 而春天对我来说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因为我最后一次拥抱母亲就是在这个季节。"
    我不停地写着，讲述当地游击队如何占领我们村庄，强占我们的房屋，夺走我们的食物。 写母亲在听说所有的孩子都要被送到外国的学校而前途未卜之后，如何安排让我们逃走，而她自己却被游击队强迫到远处的村庄挖水渠而不能与我们同行。
    我描述了在一天夜里我们是怎样被偷偷地送下山，进入到政府军的地界，然后一位中士把我们送进难民营。 正是在难民营里，我们听说了母亲遭受的折磨和被处决的消息。 我写道，我依然能够听到姐妹们的哭声，那时，有人告诉我们，母亲因为让孩子们逃走而被认为是对游击队的不忠，所以被带到一个地窖枪杀了。
    但我也写道，开始了新的生活，我感到很幸运，这也是母亲为我们编织的梦。 在故事的结尾，我这样写道：不过，春天的来临总让我想起1948年那个大地返青、阳光灿烂的日子，那天，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
    我交上了自己的作文，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但伯德小姐却将它发表在了校刊上。 我非常惶恐，直到看见同学们同情和理解的反应心里才塌实了下来。 后来伯德小姐没让我知道，又报名让此文参加全国作文竞赛，并获得了一枚奖章。
    我第一次开始理解文字的力量。 与此同时，我开始按着伯德小姐为我铺设的文学道路前行。 我设法用奖学金和在报社兼职赚的钱筹措了大学4年的学费。 我的一篇关于一个在菲律宾捐躯的朋友（他是和平队第一批志愿者中的牺牲者）的文章获得了国家奖，这个奖是总统在白宫为我颁发的。 当地报纸刊登了我与总统握手的照片，我父亲把它剪下塑封起来，放在自己胸前的口袋里。 20年后父亲去世的那天，我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这张照片。
    伯德小姐教了41年书。 她的学生大多来自不幸的家庭，但她总会交替使用逼迫和诱导的方法对待每个学生，直到他们的潜能绽放出火花。 1981年，她退休了，时年62岁。
    玛丽莲·伯德至今仍是我们每次家庭聚会上的一位尊贵而热情的客人。 去年夏天我50岁生日野餐聚会，我和姐妹们都感到痛苦和空虚，因为我父亲不在了，不能再像他92年生命中每次喜庆场合那样领舞了。 但伯德小姐来了，她一边品啜着葡萄酒，一边平静而满意地看着这一切。 她的到来是对我们的一种安慰。
    生活充满了机遇，即使我未曾走进伯德小姐的教室，我也会享有大量的机会。 但是她指导我把悲伤和痛苦写出来。 她是我的救星，是她把我引上了写作道路，随之而来的所有好事也是她间接地带给我的。
    几年前，我接到她的电话，要我在她的葬礼上讲话。 伯德小姐，我希望您还是接受我以此文向您表达的敬意吧。